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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陈伯达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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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49年3月我被调入团市委时候,被认定的优点有思想清楚、看问题尖锐、动脑筋等等。此外,我从刘枫同志身上已经学到了一个本领,不论群众如何议论纷纷,莫衷一是,都要从大处高

1949年3月我被调入团市委时候,被认定的优点有思想清楚、看问题尖锐、动脑筋等等。此外,我从刘枫同志身上已经学到了一个本领,不论群众如何议论纷纷,莫衷一是,都要从大处高处总结几条:革命在前进,群众的觉悟在提高,我们的工作成绩显著,新的积极分子正在涌现之类。听了这样的分析,人们会立刻得到一种登高望远、心旷神怡、团结一心、大有希望的感受。站得要高,看得要远,永远充满信心,永远从容有定,这是我的童子功,这影响了我一生。但很快我就暴露了自己的少年的天真幼稚与心态上生理上的不符合工作需要的一面。例如,晚间开会时我会坐在椅子上呼呼入睡。从高中失眠起,我一辈子嗜睡,认定睡眠是健康与事业的首要保证。而那时的团市委干部的一班人(百分之九十七来自大中学生地下党员)的积极性的首要表现是熬夜加班,越到子夜越到假日,尤其是大年初一啦,新年节日啦更是绝对地不休息不睡觉,加班夺取革命的彻底胜利。而我对此深为反感,我不明白一个革命者怎么可能只知道忙碌却忘记了从事业的辉煌与生活的壮阔中汲取真、善、美的灵感。我当时已经知道了一个词儿——事务主义,怎么这么多的事务主义者啊。我也相信列宁的名言:不会休息就不会工作。我坚信累过了头一定要自我休整。我“精神”不够用,时有丢三拉四,把领导布置的事情忘掉。我要玩,要有时间旁观欣赏。当会议没完没了,车轱辘活越说越多的时候,我会突然魂不守舍去欣赏窗外的麻雀与云霞,灯光与有轨电车。当人们冷静下来以后,便承认了一个常识:让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当干部,是太早了一些。1949年夏机构合并调整的时候,我被劝告继续回到学校上学。我却不想接受这个安排,我已经心浮气躁,心比天高,难以回到课桌后了。我实际已经“下岗”,便临时到暑期学习团去管伙食,这个时期我第一次学会了喝酒。我每天与粮油蔬菜供应私商打交道,今天你发现A店粉丝比B店便宜百分之二十,你换成A店,第二天你又发现C店的大米比A店又好又廉价。最后,你差不多放弃了利用私商间的竞争买到最划算的食物的希望,却学会了与私商碰杯。然而,学习团组织的大报告还是精彩得很,我听了艾青批判徐志摩的诗《别拧我,疼》,我听了周扬讲革命的文艺运动,好像还有哲学历史学方面的名家艾思奇等为参加学习团的学生们讲课,展示了解放区、共产党崭新的意识形态的丰富、辉煌、战无不胜与蓬勃焕发。接着,八月底我被分配去中央团校二期学习。我在十五班。十五班多来自北京,曾任台湾民主自治同盟领导人的徐萌山是我们班的学员,是当时班上的党支部委员。另有一些上海南京的学生党员。多是已经有一点“革命“的经验的团干部。十七班是来自上海的新生。而十八班是来自北京的新参加工作者为主。开始中央团校还没有进城,我们的校址在京南的良乡县。到良乡县上学,这有象征意义。中国革命走的是城市包围农村的道路,一解放,从乡下进城的人占领了头鳌。我的到良乡学习显示了老革命的色彩。我们就住在“号”来的老乡的房子里,我们争着给老乡挑水,我们继承了前辈革命者亲农的好传统。这是我长大后首次生活在乡下,有新鲜感。我们听了许多高质量高规格的大课,用现在的话,我们的教师可真是超豪华的阵容:李立三讲工人运动,陈绍禹(王明,时任政务院法制委员会主任)讲婚姻法,邓颖超讲妇女工作,冯文彬讲青年运动,艾思奇讲哲学,孙定国讲党史。邓颖超的北京口音清脆生动。艾思奇发像是四川口音。王明的讲话无任何特色。最难忘的则是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田家英讲毛泽东思想,他从下午讲到晚上,晚饭后续讲,讲到深夜。大课是露天进行的,我们每人自备一个小马扎,拿着本子猛记。天黑后点起煤汽灯,招引了太多的趋光飞虫,几次不得不停下讲课用纸包捉虫杀虫。我至今记得,田家英说,毛泽东思想像大海,每个人都可以去舀里边的水,但是水永不枯竭。毛泽东思想像钢琴,每个人都可以用它演奏出无穷的精彩乐章。讲到毛泽东思想关于知识分子的论述的时候,田说,知识分子需要政治化与组织化。他说主席说过知识分子是“鸡毛蒜皮乱轰轰,争来争去一场空”,这些是我从其他材料中学不到的。田家英讲毛泽东思想完全是用他自己的语言,讲的是他自己的心得,而且我能感觉得到他也陶醉在自己这种法律恣肆的讲演之中。但是我也略有保留:他讲得如此滔滔不绝,大雨倾盆,全面贯输,耳不暇闻,一口气居然讲了六七个小时,除了中间吃晚饭外,连课间休息也没有,更没有什么互动、问答、讨论、质疑。他完全是一个解放者、拯救者、宣示者、指挥者,先知先觉者,他在手把手教这些年轻干部的导师,而听者只是单方面的接受者、吸收者,从零或者负数开始者。这种讲授至少使我感到了疲劳,替自己也替老师。我在晚九时后递了一个条子:“请掌握时间”。那个时候听讲是可以递条子的,不必署名。田老师拿起了并宣读了这个条子,他很民主,但是他不以为然也不以为意,他身旁的教务处领导表示“放开讲放开讲”,他也丝毫不加收敛地继续洋洋洒洒地讲了下下去。也有些同学听了老师念的条子显出了惊异的表情。田家英当然不是一般人物,我与他没有直接接触,这里不多谈他,但我至少可以认定,他有学问,有才华,爱思索,有创意,处于极度的兴奋状态,话语爆炸与思维加速的状态。1980年我首度访美,在一个教授家的钢琴上看到一段话,说是人生就像钢琴,它的表现决定于你的演奏。它使我想起了已经阔别人世十余年的命运带有悲剧色彩的田家英同志。在中央团校还进行了速成的思想改造,学员们如饥似渴地接受革命理论新思想新观念的同时,联系实际,检查自己原有的思想认识当中有哪些不符合新观念,受了哪些反动理论的影响,具有哪些胡涂认识,哪些剥削阶级的偏见,做过哪些错事坏事,是怎样地对不起人民,对不起革命。不知道怎么形成的一种风气,越是骂自己,越是忏悔自己的丑恶反动,就越证明学习有了收获。我们班两次举行全班的批评大会,帮助两个学员,他们都是来自大学的新参加革命工作的知识分子,他们都是反蒋反美的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其中一个人违反学校纪律与一位女学员搞恋爱,而且其表达爱情的方式被认为完全是小资产阶级的——他送给这位女生一块石头,用了一个什么谐音。另一个人是什么“学生领袖”,能说会道,喜出风头,性格豪爽,说过什么民主自由之类的话,典型的“个人英雄主义”者。我们大家对他们二位进行了疾风暴雨式的批判,众人情绪高涨,感到新鲜而又热烈,面对面深揭猛批。实昔日闻所未闻。此二人尤其是后面那个人,也被枪林弹雨、铙钹齐鸣式的大会批评搞得亢奋悲壮,渴望着焕然一新的奇迹,渴望着本人历史的崭新篇章,声称是巨大帮助,巨大温暖,巨大推动……我们班上的团支部党支部进行了十分民主的改选,完全由党、团员提名,候选人还发表讲话,讲自己如果当选将怎样做。其他成员也自由发言,气氛极其活跃。那位被认为有个人英雄主义的人是团支委的候选人,有人提出他性格急躁,是缺点时。另一位年轻人说,急躁固然不好,但也有好处,他的特点是“五年计划,三年完成”大家鼓掌。但立即有人指出,把“五年计划,三年完成”说成是性格急躁的后果,这种说法政治上是完全错误的,于是学员们又受到了一次教育。我感到后悔,即我本来也对“三年完成”急躁论取质疑态度,却没有立即严正指出,丧失了一个表达自己的高觉悟高水平的机会。个人英雄主义者虽然被大会批判,却仍然当选为团支部委员,这很感人。另一次我的水平是表现出来的了。关于休假,学校有一次安排,学员有些意见,经反映后校方采纳了学员的意见,一个学员说是“斗争取得了胜利”,我立即指出:这样的说法不妥。我当然是被肯定的。我相信我在团校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各种小组大组联组讨论是竞相表现觉悟表现政治上的正确性的平台,上团校的任务就是要以掌握分析问题的方式而达到革命者的标准。我这方面决不落后,常常受到组内同志的夸奖乃至羡慕。但是班主任指出我的思想方法有片面性,我想是指我太容易小有心得便大大发挥,我相信我当时“左”得惊人。我们组有一个出身于地主阶级的同学,大家纷纷帮助他清算地主阶级的罪恶,他全部接受。他在学习中收到家信,得知祖父去世,一位比我大一岁但是显得比我孩子气同学说:“少了一个老浑蛋。”死者的孙子表现出不快的情绪,我们帮助他提高觉悟,自认为做了入情入理的分析。我表示不赞成谩骂死者,同时,骂了一个老地主也决无对之反感之理,我们煽情地设想了老地主的祖祖辈辈的剥削和压迫,养尊处优和掠夺民脂民膏,我们说得那位当事人五体投地。另外,我在团校仍然身体不好,又犯了失眠症,难以治愈。此后很长时间我以充足睡眠为首要的养生之道,我开玩笑说,我是睡眠爱好者,睡眠可以冲击其他,其他却不可以冲击睡眠。这与我少年时代的痛苦的失眠经验有关。在团校学习期间我们到北京参加了开国大典。我是作为腰鼓队的成员来到天安门广场的。咚叭咚叭咚咚叭咚叭,一想起这一切这样的节奏就会在耳边响起。我至今记得人民群众是怎样热烈地欢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是怎么样用湖南方言高呼“人民万岁”的。我们还取材本组的故事编了话剧,内容是一个思想有问题的学员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在组织与群众的帮助下怎样放下了思想包袱,一通百通,跟上了革命前进的步伐。我是演员之一,演一个热心帮助别人解决思想问题的小同志。中央团校的八个月的学习为我的理论知识打下了基础。此后我一直喜欢探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探讨列宁的建党学说与孟什维克的建党学说的分歧,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三次左倾机会主义导致了反围剿斗争的失败……等等。我养成了分析思想、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习惯,什么问题都能分析它一个头头是道,都能有个一二三条看法,我这时已经开始注意培养自己的理论能力了。在中央团校期间,我们的同组学员当中还有一些名门子弟,例如朱学范的长子朱培根,国民党将军庞炳勋的女儿庞屏阁。另一组有一位同学是一位著名民族工商业者的儿子,他曾经请我们全班师生到他家吃过晚餐,几进的大院,走廊,明亮的照明,一道道炒菜,使我想起自己的家人,我很辛酸。团校毕业时我们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是不是就在后圆恩寺礼堂呢?我记不清了,反正不是在中南海。同时被接见的还有一个海军会议的参加者与另一些开财经方面的会议的与会人员,是联合接见。毛主席从台侧走了出来,各个聚光灯打开,照耀着主席的面孔,说好了,毛主席不准备讲话,他只是在照耀下站了站,略略做一点手势,有时背起手,有时摇一下手,有时往远处看,有时微笑一下。毛主席的形象相当雄伟,沉着,庄重,每个姿势与动作都有风度,有雕塑感。我想,做一个领袖人物真难呀,置身于聚光灯下,展现自己,定格造型,这是一种艺术,更是一个考验,普通人,那么一站,多么紧张,多么尴尬,而主席好像已经惯了,他举止自信而且有“派”。我们组的学员鲍训吾同志代表团校毕业生向主席朗读并献上了致敬信,毛主席与他握了手,我们都感到了光荣,并纷纷与鲍同学握手。团校二期后两个月搬进了北京城,后圆恩寺。文革结束以后,我们班的学员多次聚会,包括原来受过大会批评的人,对于团校这一段经历,仍然十分珍惜。

  1965年4月底,陈伯达离开北京,前往长沙。

  毛泽东住在长沙———湖南省委大院西侧的接待处九所三号,在那里召见五个人。除了陈伯达之外,还有艾思奇、胡绳、关锋、田家英。

  这5个人,全是笔杆子。

  艾思奇是哲学家,比毛泽东小17岁。艾思奇原名李生萱,云南腾冲人,早年写了《大众哲学》一书,颇有影响。1935年,25岁的艾思奇加入中国共产党。笔者访问艾思奇夫人王丹一时,据她告知,“艾思奇”这笔名的来历有三:一是“爱”“思奇”之意,即喜爱独特地思索;二是热爱马列主义之意,“思”即马克思,“奇”即伊里“奇”(亦即列宁);三是他不怕冷,冬日穿衣甚少,得了个雅号“爱斯基摩人”。艾思奇为“爱斯基”的谐音。

  1937年10月,艾思奇来到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任主任教员,尽管艾思奇比毛泽东年轻得多,但深受毛泽东尊重。现存的1937年底毛泽东致艾思奇的一封短函,便足以看出毛泽东如何看重这位富有才华的青年哲学家。

  思奇同志:

  你的《哲学与生活》(引者注:艾思奇在《大众哲学》之后的另一著作)是你的著作中最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有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我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

  毛泽东是在艾思奇抵达延安之前的一个月———1937年9月,便亲笔作了《艾著〈哲学与生活〉摘录》。艾思奇来到延安之后,毛泽东又亲自去看他,跟他探讨哲学问题。从那时起,毛泽东就很重视这位“秀才”。

  胡绳也是老资格的“秀才”。早在1949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在北平召开发起人会议时,他被推举为常务委员。1956年,当中央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成立时,他是11名委员之一。据关锋回忆,在“秀才”之中,大家都习惯地称他为“胡大师”。

  至于关锋,原名周主峰,又名秀山。1919年7月,生于山东省与河北省交界的庆云县,因此他曾用“庆云”作过笔名。1933年,14岁的他参加中国共产党。1938年担任中共山东乐陵县委书记。1939年起改名关锋……他只上过中学,并未上过大学。1950年,他出任中共山东分局宣传部理论宣传处处长。两年后成为山东政治学校校长。1955年,中共中央第四中级党校在山东成立,校长夏征农,副校长为关锋。对于关锋的升迁而言,1956年是关键的一步:他被借调到中央政治研究室,从山东跨入首都。这个研究室在北京万寿路一幢并不显眼的小楼,却是“藏龙卧虎”之地。他与陈伯达、康生、胡绳在那里共事。

  当《红旗》创刊之后,陈伯达把关锋调到那里。不过,最初交给他的任务,似乎与《红旗》本身的业务无关———要他编《思想理论动态》。这一内部刊物的第一读者便是毛泽东!尽管编这一内部刊物,使关锋能有机会直接为毛泽东服务,但是关锋觉得乏味,干了半年之后,便改任《红旗》编委。

  据关锋对笔者说,连他自己都未曾想到,他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是因为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向》,文末提及应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研究中国哲学史。毛泽东向来对中国哲学史有兴趣,便翻看了关锋的文章,十分喜欢,竟写下一段批示。于是,关锋这支笔,便受到毛泽东的青睐。

  毛泽东把陈伯达、艾思奇、胡绳、关锋、田家英找来,为的是一起商量,落实一项工作:在1963年,毛泽东便已提出,全党要学习《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6本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这一次,他建议为这6本书的中文版写序。他召来5人,加上他自己共6人,正好每人给一本书写序。他自告奋勇,要为《共产党宣言》一书写序。

  不过,在长沙,他们只是做准备工作。毛泽东召集他们,读一段书,论一段,为的是集中大家的智慧,以便写好序言。

  就在这个时候,陈伯达在毛泽东那里见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编印的《毛主席语录》(此书在1966年底再版,林彪写了《再版前言》)。

  “这是在给我编《论语》!”毛泽东打趣地指着语录本对陈伯达说,“听说,中宣部也在编这个东西。”

  陈伯达吃了一惊。他身为中宣部副部长,居然不知道中宣部也有人在编《毛主席语录》。

  在陈伯达看来,不论解放军总政治部还是中宣部,都没有资格去编《毛主席语录》,最权威的编者理所当然是他。何况,谁编《毛主席语录》,那就意味着谁把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大旗抓在手,陈伯达岂肯把这杆大旗拱手让人!

  回到北京之后,陈伯达马上找人,着手编选一本最富有权威性的《毛主席语录》———

  “理论家”最喜欢赶浪头,他的注意力已经从“电子中心论”转移到新编《毛主席语录》上去。

  不过,他编的《毛主席语录》尚在进行中,便被来自上海的惊人消息打断了,以致他再也没有心思把新编的《毛主席语录》编完……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突然推出洋洋长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署名姚文元。

  报纸一到北京,北京震惊了!

  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北京市市长彭真的反应是:

  “批判一个副市长,竟然不和市委打个招呼,他们想干什么?这不是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么?姚文元的文章简直是胡说八道!纯粹是学阀腔调!”

  刘少奇逐字逐句细读姚文元的文章。彭真给刘少奇挂电话,询问他对此文的看法。电话是王光美接的。

  接罢电话,王光美对刘少奇说:“彭真同志来电话,想征求一下你对批判吴晗《海瑞罢官》的意见。我说少奇同志还没有看到这篇文章,再说他对吴晗同志不大熟悉,很难发表什么意见。你看,这样回答可以吗?”

  刘少奇作了明确的反应:

  “现在只能这样回答,《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是毛主席支持的。所以你对外人讲话要格外谨慎。不过,让我说心里话,这篇文章写得并不好,缺乏实事求是的分析,靠的是仗势压人,我不赞成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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